《人类简史：从动物到上帝》是一本不同寻常的历史书。这本书中，我最欣赏的一点是，作者彻底放弃了一般历史学者的说教态度和马后炮的研究方法，承认历史的进程实际上受到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，不存在什么“历史的必然”。我们常说要“以史为鉴”，就是要把握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，并以此来指导现在和未来的决策。不过，人类相信历史存在规律，并从历史事件中总结出一二三条，并不意味着历史有必然的一面，也不代表我们能看到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（想想学术界争论不休的各种观点），更不能说时过境迁，了解这些过去的故事对当下的情境能有怎样的帮助。就像今天没有人能断定希拉里或是川普一定可以当选美国总统，但等竞选结果公布之后，就会出现各种理论解释这一结果的成因。此外，在他们上任之前，我们也无从知晓美利坚是会变好还是变坏。研究历史规律，对这些最为实际的问题，往往是没有什么功用的。放弃了这种历史的功利心态，作者站在了超越人类的立场上，以极为宏大的视角描绘了人类数万年发展的基本脉络。这一点，足以让本书与众不同。
整个人类数万年的历史，想要在一本书里表露清楚，不得不选择性地忽略很多大事件，只去探讨能反映历史精髓的事情。在谋篇布局上，作者以三次重大飞跃为分界，以“认知革命”、“农业革命/人类的融合统一”和“科学革命”统领相关的篇章，乍看之下是相当合理的。但是，如果深入到每章节的内部，并仔细研读其中的文字，不难发现作者的行文存在诸多问题。
其一，思维的游走过于跳跃，有意无意地掺杂无关内容，于此同时，对另一些重要的概念和事实却不加论述。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是第十九章《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》。我无从知道作者为什么要在一本历史学著作里讨论幸福这个话题。从直觉上看，本章的内容和全书的关联都不紧密，即便删去也察觉不出什么异样。在这一章中，作者花了很多篇幅做幸福感的横向和纵向比较，然后深入生物学讲快感的生成机制，然后又兜了一大圈，开始纠结快乐是不是源于生命的意义。对于这个问题，作者又分别阐述了自由主义和佛教两套截然相反的理论。到了总结的时候，作者又说幸福这个东西太过主观，我们对它的研究还停留在最初的阶段。作者本人既已承认人类对幸福的了解十分有限，又丝毫没有提及幸福感对历史的影响，那么把这一章节的内容放在一本讲人类历史的书里，这种做法难道不是春晚时段插播广告么？在这个关键的位置，放置一章互联网、人工智能或是大数据的内容，都远比大谈特谈幸福感要靠谱得多。我只能暂且猜测作者是中世纪史的博士，对当代的高科技不是很熟悉，所以不敢乱写吧。
其二，虽然提出了一些全新的观点，但与人类现今的主流认知相左，缺乏说服力。作者在第六章《盖起金字塔》中提出了一系列颠覆性的想法。这些想法的根基来源于作者对“客观”、“主观”和“主体间”的定义。原文是这么说的：
“客观”事物的存在，不受人类意识及信念影响。“主观”事物的存在，靠的是某个单一个人的意识和信念。“主体间”事物的存在，靠的是许多个人主观意识之间的连接网络。
作者特地强调，法律、金钱、神、国家都是“主体间”的存在，而不是“客观”的存在。
且不说引入“主体间”这一说法是否必要，按上述定义打压“客观”的范围，就已经让人难以接受了。这样的定义，实际上否定了所有抽象事物的客观性，因为抽象事物没有物理对应物，而是人类意识创造出来的。以法律为例，并没有任何物理实体称为法律，按作者的说法，它是某些人类的共同想象，属于“主体间”的存在。现在我们假设有一群外星智慧生物，观察人类社会的行为。这些外星观察者会发现存在某种神秘的力量，使得人类社会按照某种特定秩序运转。既然外星观察者可以感知这种神秘力量，那法律这个抽象概念也就应该算是客观的（而不管它在外星人那里叫什么）。我在阅读第六章时，看到作者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人类的集体想象，预料到这可能只是作者大肆宣扬虚无主义的一个铺垫而已。然而到后来，作者却几乎把这件事忘了，开始以一个正常的语调讲故事。这确确实实让我感到费解。
作者特意区分“客观”和“主体间”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，就是习惯性地使用生物学的观点去解释社会学的现象，比如为什么男性占据了社会的统治地位。作者考虑了进化的影响，分析出男性在生理因素上并不具备绝对的优势，同时又想到有很多猿猴社会都是母系氏族，于是就百思不得其解了。其实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解释很简单：父系氏族更适于以血脉为根基的部落发展。强行去找生物学的解释，与缘木求鱼无异。
其三，作者在叙述历史的过程中掺杂了过多的个人感情，为了表达这些感情，不惜搬弄是非、颠倒黑白。通览全书，作者对人类的所作所为整体上是比较抵触的，恨不得人类不要走上发展的道理，而是一直维持自然的原貌。比如，作者对采集社会的喜爱程度就远胜于农耕社会。第五章《史上最大骗局》里有个经典的例子：
智人的身体演化目的并不是为了从事这些活动，我们适应的活动是爬爬果树、追追瞪羚，而不是弯腰清石块、努力挑水桶。于是，人类的脊柱、膝盖、脖子和脚底就得付出代价。
智人早已属于直立人的范畴。直立人的进化方向是离开树丛、下地活动，因此爬果树应该是智人身体演化的反方向。直立人的另一个演化趋势是解放双手，虽不能说弯腰捡石块是演化的目的，但这应该算是适合智人的劳动。最后，既然选择了直立行走，脊柱、膝盖、脖子和脚底就得付出代价，和采集与农耕的生活状态无关。
第三章《亚当和夏娃的一天》中，作者对智人采集生活的追捧可谓到了极致：
这样的采集经济，能让大多数人都过着比在农业或工业社会中更有趣的生活。像是现在，如果在血汗工厂工作……而在3万年前，如果是个采集者，可能是在大约早上8点离开部落，在附近的森林和草地上晃晃，采采蘑菇、挖挖根茎、抓抓青蛙，偶尔还得躲一下老虎。但等到中午过后，他们就可以回到部落煮午餐。接下来还有大把的时间，可以聊聊八卦、讲讲故事，跟孩子玩，或者就是放松放松。当然，有时候是会碰上老虎或者蛇没错，但从另一方面来说，当时他们倒也不用担心车祸或工业污染。
不说这其中有多少内容出自作者的意淫，采集社会的自然增长率几乎为0就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他们的生活并不惬意。反倒是进入农耕社会之后，随着食物的积累，人口数量稳健上升。文艺复兴之后，在科学发现和资本主义的联合作用下，社会生产力极大提高，人口也随之爆炸。如此高调地把主观偏好写进严肃的历史书中，并不是什么好的做法。
（本文已发表在豆瓣上，原链接为 https://book.douban.com/review/8127209/ ）